後解嚴的台灣文學（思想8）

 本期《思想》邀請四位作者，針對「後解嚴的台灣文學」展開討論。我們所關心的，當然不是解嚴這個具體事件本身，而是這個社會一旦擺脫了威權政治所施加的束縛禁錮，前路操之在己，成敗得失要由自己負責了，其成果就格外值得理解和檢討。特別就思想、文化而言，瞭解解嚴前後的變化得失，更有助於彰顯台灣的思考主體，究竟具有多少思想資源與自我意識。 

本期關於文學狀況的幾篇檢討，都明確指出，文學與解嚴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創作自由問題。解嚴以前，台灣的文學意識之澎湃，已經預告了新的多元主體正在浮現；解嚴之後，社會的多元自覺與運動，更為這種意識提供了莫大的動力。解嚴前後，張錦忠先生所謂的「後浪新潮」自西方湧到，與島內自發的身份認同潮流匯合，一時之間構成了具有高度同質性的眾聲喧嘩。但是，喧嘩之後留下了甚麼樣的作品，幾位評論家的評價，似乎仍是期待多於肯定。 
文學領域的經驗顯示，解嚴固然帶來了較為開放的氛圍，但即使加上外來觀念的刺激，還需要有社會的動能來支撐鼓動，才能共同構成文學的熱鬧局面。不過，即使局面已經成形，若是作家本身沒有能力善用局面，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還是有限。解嚴云云，對於文學的意義不會很大。 
解嚴當然滿足了自由主義的長期期待，可是實情說來諷刺，在台灣，解嚴居然構成了自由主義的致命考驗：隨著解嚴，自由主義也就喪失了動力；而在中國大陸，雖然無所謂戒嚴解嚴，自由主義作為思潮也提前宣告式微。這個情況，本身便需要理解說明。「自由主義的處境與未來」筆談，在上一期發表四篇台灣與大陸學者的觀察分析之後，引起了海內外的矚目。本期繼續刊登同題另外五篇筆談文章，分別由大陸、香港及台灣學者執筆。有興趣的讀者，無妨將前期及本期的文章並觀，認識問題的全貌。中文自由主義的衰落，當然有外在肇因，不過其本身的體質羸弱、視野狹窄、與社會動態隔絕，也是必須承認的缺失。這個情況，是不是會隨著大家的相關討論增加而改善，只能拭目以待。無論如何，我們歡迎讀者加入這場筆談。 
本期的精彩文章，還有「思想鉤沈」這個欄目裡面的四篇珠璣之作，各自把我們的視野向著意外的方向開展。台灣知識份子為甚麼不曉得許壽裳這個人物？台灣的咖啡豈是始自星巴克？自由主義者豈能不細讀嚴搏非先生所談的波蘭尼《大轉型》（即是唐諾先生筆下的博蘭尼《鉅變》）？而廖美小姐生動呈現的赫緒曼，為甚麼能夠出入於經濟發展、政治經濟學、政治思想、以及繪畫之間？（廖美提供赫緒曼的自畫像照片，把其人與其藝同時帶到讀者眼前。）這些話題與思路的出現，令《思想》所涵蓋的景觀超出了台灣的逼仄當下，眼界陡然寬敞、繁複、明亮了許多。 
更有助於開闢新視野的作品，當推黃宗潔小姐對台灣動物書寫狀況的介紹。這個主題的重要性日增，可是相關的研究還很少。有此一篇在手，讀者可以掌握台灣動物寫作領域的狀況與得失，甚至於認識到所謂的「混和共同體」如何容納著各類人等與動物、植物乃至於生態系統。一如「思想」通常侷限於人類，文學對這個共同體的重現與理解，顯然還有著嚴重限制。 
本期《思想》還有兩篇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文章，卻都不是直接談論當年那場事件，而是探討今天有關二二八的三種主要論述、以及針對葛超智《被出賣的台灣》這本大有影響的二二八見聞錄的批評。吳乃德先生一本一貫的關懷，檢討族群衝突論、國家暴力論、以及冷戰結構論三種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詮釋。吳乃德文章的動人與懾人，正在於他為這個議題開拓了一個關鍵的道德面向。郭譽先先生的書評或許不能說服每一位讀者，不過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卻不能迴避。這兩篇文章性質迥異，卻都屬於一種「後設」性質的討論，即檢討我們如何理解與敘述二二八事件，是有其獨特的意義的。 
感謝余英時先生和高行健先生，兩位在華人學術與藝文領域廣受敬重的人物，願意在本刊發表他們的新作。他們的賜稿，相信會鼓勵更多的作者與讀者參與本刊的努力，促進中文世界思想的蓬勃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