止痛療傷: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

一段被隱藏淹沒多年的故事,也是台灣近代歷史上不可不知的關鍵十六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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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簡介

療傷止痛‧二二八關鍵十六天
白崇禧將軍來台最新史料與口述採訪紀實

 

「二二八」事件,是台灣近代歷史上最慘痛的悲劇,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,至今仍未消散。目前對於「二二八」事件的研究,多半集中在二月二十七日事件爆發起,到三月上旬這一段時間。然而對於「白崇禧來台宣慰」這段歷史,卻仍然沒有專門、詳盡的討論。

◎白崇禧如何成為來台宣慰的人選?
◎這十六天當中,白崇禧作了什麼決定?發生了什麼作用?
◎前後期間遭受到什麼樣的困難和阻撓?
◎對於「二二八」事件的發展與善後,還有往後的台灣,又造成什麼樣的影響?

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,國防部長白崇禧上將奉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之命,帶領十餘名隨員,由南京飛抵台北松山機場。他所承擔的使命,是要宣慰「二二八」事件之後,全島六百萬顆惶恐震懼的心靈;他要查明的,是台灣軍政當局千方百計想要隱瞞的真相;他所面臨的,是躁動不安的局面,和紛亂如麻的善後處置。

從三月十七日飛抵台北,到四月二日返回南京覆命,總共十六天的時間,白崇禧將軍以沉著的態度,明晰的智慧,悲憫的胸襟,為遭受「二二八」重創的台灣民眾止痛療傷。他在重重掣肘之中,查明台灣軍政高層濫施捕殺的真相,並拯救了眾多民眾的性命。

這是一段被隱藏淹沒多年的故事,也是台灣近代歷史上不可不知的關鍵十六天。

收錄二二八見證人、受難家屬最新訪談史料

本書是白崇禧將軍之子──名作家白先勇與歷史學者廖彥博,共同尋訪耆老,蒐集湮沒史料,還原關鍵十六天的史實真相。本書抱持著「還原歷史真相」的態度,運用各項檔案、電報、函件,以及相關當事人的日記與口述訪談紀錄,重建白崇禧奉命來台宣慰的前因後果,盡量以每個小時作為單位,近距離觀察這平撫傷痛的關鍵十六天。

本書附錄除了完整收錄與白崇禧宣慰台灣相關的函電、講詞,一字不易,全文照錄之外;為彌補官方檔案之不足,更收進白先勇教授與「二二八」見證人蕭錦文、受難家屬楊照等人的六篇口述訪談,以最新的史料提供讀者來自民間社會庶民記憶的不同觀察角度。

編輯推薦

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的關鍵十六天

白崇禧將軍是當代知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的父親。自幼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、北伐、抗戰、國共內戰,一生命運與民國息息相關。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七日,時任國防部長的白崇禧上將,奉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之命,帶領十餘名隨員,由南京飛抵台北松山機場。他所承擔的使命,是要宣慰「二二八」事件之後,全島六百萬顆惶恐震懼的心靈;他要查明的,是台灣軍政當局千方百計想要隱瞞的真相;他所面臨的,是躁動不安的局面,和紛亂如麻的善後處置。

從三月十七日飛抵台北,到四月二日返回南京覆命,總共十六天的時間,白崇禧將軍以沉著的態度,明晰的智慧,悲憫的胸襟,為遭受「二二八」重創的台灣民眾止痛療傷。他在重重掣肘之中,查明台灣軍政高層濫施捕殺的真相,拯救了眾多民眾的性命,並且提出台灣未來改革的方向。

民國三十八年,國共內戰造成兩岸隔絕。國府當局撤退來台,意外發現白崇禧在台灣民間的崇高聲望,便處心積慮,加以淹蓋泯滅。於是,台灣近代歷史上這不可不知的關鍵十六天,便成了一段被隱藏多年的故事。

本書由白崇禧將軍之子──名作家白先勇與歷史學者廖彥博,共同尋訪耆老,蒐集湮沒史料,抱持著「還原歷史真相」的態度,運用各項檔案、電報、函件,以及相關當事人的日記與口述訪談紀錄,重建白崇禧奉命來台宣慰的前因後果,盡量以每個小時作為單位,近距離觀察這平撫傷痛的關鍵十六天。為了提供後續研究的便利,本書附錄與白崇禧宣慰台灣相關的函電、講詞,一字不易,全文照錄;此外,為了彌補官方檔案的不足之處,本書收進白先勇教授對「二二八」見證人蕭錦文、受難家屬楊照等的口述訪談五篇,可以提供讀者來自民間社會庶民記憶的不同觀察角度。(文/時報文化人文科學線企劃劉凱瑛)

目錄

【序】
【關鍵十六天】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件
【口述訪談】
【史料選輯】
【參考書目】 

序/導讀

代序

 

關鍵十六天

 

白先勇

 

我是一九五二年從香港到台灣來的,離開二二八事件不過五年,當時我十五歲,在建國中學讀書。可是我在念中學以至上大學的年份裡,我常常遇到老一輩的台灣本省人士對我這樣說:

當時要不是你父親到台灣來,台灣人更不得了啦!

 

他們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後,蔣中正特派父親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到台灣宣慰,處理二二八善後問題。父親在關鍵的十六天中,從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,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。當時台灣人對父親一直銘感於心。那些台灣父老對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,都壓低了聲音,似乎餘悸猶存,二二八,在戒嚴時代,還是一大禁忌,不能隨便談論的。

 

一九四七年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,不僅是台灣史上,亦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悲劇。一八九四至九五年,甲午戰爭、馬關條約,台灣被割讓,台灣人民是這場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最大受害者。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,第二次中日八年戰爭,中國人民喪失三千萬生命,亦是最大的受害者。而這同一民族、同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迫害的兩地人民,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殘殺起來,留下巨大創傷,難以彌補的裂痕。

 

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複雜原因,許多學者專家從各種不同角度作過詳盡分析,但從二戰後全盤歷史的發展看來,二二八恐怕並非偶然,類似衝突,難以避免。二戰日本投降來得突然,接收工作,國民政府措手不及,東北、華北平津一帶、華東京滬區,是接收計畫重中之重,一流軍隊人才都遣派前往。台灣在當時接收計畫中,重要性排名後段,來接收的軍隊以及人員當然也屬二、三流了。事後證明,國民政府接收東北、平津、京滬一一失敗,這也是國府失去大陸的主因之一,台灣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,情況更加複雜。台灣接收,未能順利,爆發二二八,並不意外。而事件發生的時間點,亦正是國共內戰的尖銳時刻,中國大陸從東北到華北,遍地烽火。蔣中正正忙於調動胡宗南部攻打延安,剿共是國民政府當時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標,同時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,其嚴重性及後座力,政府未能及時作出正確判斷,直到事態發展不可收拾,只得派兵鎮壓,全島沸騰,蔣中正才命令父親到台灣宣慰,滅火善後。

 

蔣中正任命父親到台灣宣慰,基於父親當時職位是國防部長,對軍警人員有管束權,父親因抗日軍功,成為一代名將,在民間有足夠的聲望,而蔣對父親處理危機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。當時父親正在華北巡視各綏靖區,三月七日飛抵山西太原,即接到命令,緊急返回南京。三月十七日,父親赴台展開宣慰,展開停損善後工作,當時,二二八已發生兩個多星期,三月八日深夜,奉命來台的整編第二十一師主力在基隆上岸,其後一個星期,暴力鎮壓,濫捕濫殺,隨即展開,有不少台籍菁英份子以及基層百姓,在這個期間喪命。父親本來計畫三月十二日來台,後受阻於陳儀向蔣中正的建議,遲來數日。父親抵台時,面臨的情況,十分複雜敏感。當時全島人心惶惶,台灣人民陷於極端恐慌狀態,任何處理不當,即有火上加油、災情擴大的可能。父親是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親自任命的特派大員,可以說手上掌握生殺大權,他的態度及措施攸關善後工作的成敗。

 

據父親回憶錄自述,他處理二二八的基本態度是:大事化小,小事化無。他對二二八受難者,無論本省或外省人士,都心存哀矜,希望息事寧人。事實上他未赴台前,已聽取各方的情報,因此他對於台灣情況,是有所了解的。父親行事,一向深謀遠慮,高瞻遠矚,但行動卻劍及履及,當機立斷。雖然他治軍嚴格,但賞罰分明。尤其人命關天的案子,父親宅心仁厚,謹慎判斷。抗戰期間,日本空軍空襲成都,我空軍成都軍區司令張有谷,令第五大隊隊長呂天龍率領十六架飛機避往天水,因為國軍飛機裝備比日機差一大截,無法正面迎戰。呂天龍臥病,由副隊長余平享帶隊,降落天水機場時遭日機突襲,全軍盡墨。蔣委員長震怒,將張、呂、余押至重慶槍決。蔣命父親任軍法審判長,父親對蔣說:「軍法審判必得其平,始可信服部下,若當斃而不斃,則我不做,若不當斃而斃,我亦不能作。」後來父親將三人免除死刑,為空軍保留了幾位優秀人員。他對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,亦是持同一態度。他顯然認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,尤其是青年學生,即使有所觸犯,也應罪不至死。所以他來台宣慰,基本上是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,免除許多人的死刑。

 

事實上當時台灣的氣氛相當肅殺,陳儀手下有一派人,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為首,主張嚴厲制裁,大開殺戒。父親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重要記載:父親召開清鄉會議,柯遠芬在會上慷慨發言:

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結黨,此等暴民淆亂地方,一定要懲處,寧可枉殺九十九個,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。

 

柯遠芬還引用列寧的話:

對敵人寬大,就是對同志殘酷。

 

父親當場嚴加駁斥:

我糾正他,有罪者殺一懲百為適當,但古人說行一不義,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為,今後對於犯案人民要公開逮捕,公開審訊,公開法辦,若暗中逮捕處置,即不冤枉,也可被人民懷疑為冤枉。

 

二二八事件中,濫捕濫殺,柯遠芬扮演重要角色。父親回到南京,即向蔣中正彈劾柯遠芬:

處事操切,濫用職權,對此次事變,舉措尤多失當,且賦性剛愎,不知悛改,擬請予以撤職處分,以示懲戒,而平民忿。

 

可見父親對柯遠芬濫殺鎮壓的主張,完全不能認同,徹底反對。他以國防部長的身分,三番四次下令「禁止濫殺,公開審判」。父親寬大處理的措施,對於穩定人心,起了決定性的作用,軍警情治單位由此收斂,許多已判死刑犯人,得以免死,判徒刑者,或減刑,或釋放。設若父親當時的態度稍顯躊躇,未能及時制止柯遠芬等人,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數就遠不止現在這些數目了。

 

父親一到台灣便馬上積極展開宣慰工作。三月十七日,下飛機後,當晚六時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廣播,宣布政府對二二八善後從寬處理的原則。吳濁流在《無花果》中記載:

白崇禧將軍在廣播中發表處理方針。於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復了。

 

父親在台灣十六天,從北到南,到處廣播演講,宣揚政策:

廣播五次,對長官公署全體職員及警備總部全體官兵訓話各一次;對省市各級公務員、民意機關代表、民意代表訓話共十六次;對高山族代表訓話二次;對駐臺陸、海、空軍及要塞部隊訓話五次。對青年學生演講廣播二次。

 

父親這些講話,起了穩定民情、約束軍警的效應。除了「禁止濫殺,公開審判」的命令,影響了許多個人及家庭的命運之外,他宣布的其他幾項原則方針,也有重大意義:

 

涉事青年學生,免究既往

 

捲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學生,不在少數,因恐懼報復,不敢上學。父親最關心這些學生的安危,特別頒布命令,保證學生安全:「凡參加事件之青年學生,准予復課,並准免繳特別保證書及照片,只需由家中父兄領回,即予免究。」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時半,父親向全省青年學生廣播,除了保證復學學生人身安全外,並呼籲學生:

切望你們放大眼光,不要歧視外省人,破除地域觀念,……。我們要本親愛精誠,如手如足,互助合作。

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,父親赴台灣大學法商學院廣場,對台大及中等學校學生約八千人演講,再次保證學生安全:

一切曾被脅迫盲從之青年學生,均應盡速覺悟,返校復課,可由家長保證悔過自新,當予不究既往。余已飭令軍、警不許擅自逮捕,並將絕對保證青年學生之安全。

 

父親再三的命令保證學生安全,當時應該有大批涉案的學生,獲得赦免,恢復上課,繼續他們的學業。

 

安撫外省公務員

 

二二八事件中,頭一個星期,全省有不少外省人,尤其是公教人員,受到毆打,有的甚至喪失生命。因此公教人員紛紛攜眷離開台灣,父親於三月二十日下午三時,在長官公署大禮堂(今行政院),召集台北公務員講話,其間特別安撫外省公務員:

余今仍盼諸君繼續留台工作,勿稍灰心。須知中國不能離開台灣,台灣亦不能離開中國,諸君留台服務,實與前往內地服務無異。且台灣乃新收復之領土,即就教育而言,吾人之工作必須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。日前侮辱諸君以及傷害諸君者,僅為極少數之不良份子,極大多數之台胞仍極愛國,且願與諸君精誠合作,二二八事件,純係意外之偶然事件,余信今後決不致再有此事,余並保證今後中央亦絕不容許再有此事

 

有部分涉案原住民,事後

試閱

傷痛之一:派系傾軋

民國三十四年(一九四五)八月,日本戰敗,十月,仍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。僅僅一年四個月之後,「二二八」事件爆發。首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(1883-1950),以及來台接收的國民黨各派系,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,相當重要。

陳儀,字公洽,又字公俠,浙江紹興人,日本陸軍大學第一期畢業,曾經擔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、軍工署署長、行政院秘書長等職務。陳儀留日,娶日本妻子,從民國二十三年(一九三四)起,擔任台灣對岸的福建省主席,主持省政前後長達十年,更曾在民國二十四年,渡海來台,參加日本台灣總督府舉辦的「始政四十年記念台灣博覽會」,對日治時期台灣的情形有了解,這種種條件,加上他本身的運作,終於使他成為抗戰勝利、收回台灣後的首任台灣行政長官。

以國民黨內的派系而論,陳儀屬於「政學系」成員。政學系是由前北洋政府官僚、學者出身的政治人物組成的鬆散同盟,沒有嚴格的組織或領導人物,但是他們大多嫻熟政務,政治手段也頗為高明,所以很得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重用。抗戰勝利以後,政學系人物一舉囊括了兩大勝利果實——東北與台灣,因此遭到黨內其他派系的嫉視。

國民黨內的其他派系,例如以黨務系統為大本營的「CC系」(領導人為陳果夫、陳立夫兄弟)、以軍隊、各地警備司令部為重心的黃埔系(中央軍校前期畢業生)、以及在青年學生裡發展組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(簡稱「三青團」,重要領導人物為書記長陳誠、幹事會處長蔣經國),此時也紛紛進入台灣。三青團到台時間最早,吸收了許多心向祖國的台灣青年,等到以「CC系」為主的台灣省黨部成立時,發現政治地盤已大半被占,就和三青團處處對立。另外,隨著「CC系」和黃埔系進入台灣的,還有隸屬國民黨的情報組織「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」(簡稱「中統」),以及由原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(簡稱「軍統」)。這些派系,各有盤算,和陳儀以原來福建省政府班底組成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,並不是同一回事;再加上內地來台人員和台灣本地菁英也有結盟、對抗關係,使得情況更為複雜。

陳儀本人頑固剛愎的性格,也是造成派系傾軋的原因之一。他雖然懂日文,會說日語,但是平日絕不使用日文;他和台灣仕紳之間,也很少交往應酬。陳儀本人廉潔儉樸,愛護後進,提拔任用了如嚴家淦、任顯群等日後對台灣建設有貢獻的官員,但是面對若干公署官員的貪污舞弊證據,卻往往視作敵對派系對他的攻訐,而採取包庇迴護的態度。這就使得長官公署的各個局處貪汙問題愈來愈嚴重,而陳儀在變亂發生的時候,幾乎處於完全孤立的狀態,得不到任何支持。
傷痛之二:政經失序

雖然陳儀頗以「開明」、「進步」自詡,但是在他一年多管治之下的台灣經濟與社會,卻一步步走向失序騷亂、民怨沸騰的臨界點。

民怨累積的第一個層面,是經濟蕭條。首先是基礎建設的破損:大戰末期,盟軍空襲台灣,炸毀多處港口、鐵路、工廠,而戰後修復的速度卻很緩慢。其次,原來台灣的外銷貿易只能銷往日本,如今日本戰敗,一時之間難以找到替代市場。而上述兩者的結果,就是台灣原料、資金欠缺,產業生產力衰退。其四,台灣的物價,從戰爭末期(一九四四年)就開始浮動,通貨膨脹的趨勢,在戰後變本加厲。而長官公署還將大量農、礦產,比如鹽、糖、煤、水泥等運往大陸,更助長通膨壓力。最後,許多從南洋遣返的前台籍日本軍人(據統記,達當時全島人口的百分之五),在這樣大環境不景氣的情形下,難以就業,不但怨聲載道,更製造社會問題。

第二個層面,是長官公署採行的經濟統制政策。長官公署下設貿易局和專賣局,包辦壟斷菸酒、食鹽、樟腦、火柴等事業的產銷與進出口貿易,用意本在實現孫中山「節制私人資本,發達國家資本」的主張,卻招致許多「與民爭利」的負面批評。貿易局和專賣局,也成為若干不肖官員走私虧空的溫床、民怨的淵藪。例如專賣局所販售的酒類,清淡如水;香菸則品質拙劣,難以吸食,人們轉而購買走私洋菸洋酒。為了取締私貨,專賣局緝私幹員四出偵查,終於釀成「二二八」的導火線。

民國三十五年(一九四六)八月,中央「閩台區接收處理敵偽物資工作清查團」抵台,查出貿易局局長于百溪、主任祕書朱經霖兩人貪瀆不法,侵占公家財物,向國民政府聲請查辦。陳儀長官雖將兩人免職候審,但是此後一直有「陳長官干預司法審理」的傳言出現。于百溪的貪汙案,經過台北地方法院的審理,最後竟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(也就是爆發「緝菸血案」的當天),獲得「不起訴」處分。長官公署的形象和陳儀的威信,也因為此案而受到重大的打擊。

最後,大陸來台官員種種貪汙舞弊的不法行為,參雜原本台灣社會已經存在的省籍情結,使得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,鴻溝更加擴大。台灣百姓因此將大陸來台的外省人,蔑稱為「阿山」。更可議的,是戰後從大陸凱旋返鄉的台籍人士。他們其中有不少人在接收日產過程中,趁機中飽私囊,搖身一變,成為政、商兩棲的新貴。這些有祖國經驗的台灣人,被稱作「半山」,意思就是「半個阿山」。陳儀政府選擇和「半山」集團合作,阻絕台灣本地政治菁英和國民黨其他派系的政治參與,結果,「半山」集團不能扮演溝通橋梁的功能,長官公署反而落入四面孤立的窘境。

到了民國三十六年年初,台灣全島,由上到下,已經漸成亂象。陳儀卻仍然感覺良好,認為台灣人民久經日本管制,具有守法精神,不至於起亂事,因此還將原來駐台的國軍(因裝備與軍紀問題,飽受台人責難)調回大陸,全台守軍只剩五千餘人。以自由主義立場聞名的上海《觀察》週刊,派駐台灣的特約記者,在這個時候發出一篇通信專題報導,題為〈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〉。在報導裡,作者認為台灣行政長官權力龐大,和原日本台灣總督幾乎沒有差別,失業人口急遽增加,物價猖獗,購買力低微,「因而引起了一切社會的不安、貪汙、舞弊、搶劫、淫逸和走私等等問題。」台灣維持特殊的經濟統制政策,但是並沒有能解決問題。專賣局和貿易局的貪污,「至今將以不了了之」。最後:

據我在台灣的觀察,我直覺地感到,今日台灣危機四伏,岌岌可危,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。

這篇報導寫於二月中旬,到刊出時,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八日,二二八事件已然爆發。
傷痛之三:鎮壓捕殺

二月二十七日晚間,專賣局緝私幹員,在台北市太平町(今延平北路)「天馬茶房」前,取締女私菸販林江邁,將林婦身上的香菸、錢財全部沒收。林婦以家計困難,跪地苦苦哀懇,請求返還部分公菸,但幹員堅持不肯,還以槍托毆擊林江邁頭部,導致她當場血流如注。圍觀民眾群情激憤,包圍幹員,幹員逃離時,欲對空鳴槍示警,流彈卻意外誤傷圍觀的民眾陳文溪,隔日致死。陳文溪的兄長是當地著名的角頭流氓,憤怒的群眾當晚包圍警察局,要求懲辦兇手,另有人沿街敲鑼打鼓,號召聲援。二十八日上午,群眾衝擊肇事的專賣局台北分局(今彰化銀行台北分行),燒毀公物、菸酒、汽車,打死外省職員兩名;同時,大批請願民眾在長官公署前廣場(今中山南路、忠孝東路圓環),遭到公署衛兵開槍二十餘響示警,打死兩人,憤怒的民眾,開始四處追打外省人;下午,暴民佔領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,向全台播送事變消息。

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四日,動亂蔓延全省。各縣市群眾攻擊警察和駐軍,搶奪武器彈藥,砸燒公家機關。台灣本省警察大多是日警改編,心理上傾向群眾,放任武器被奪。台人四處搜捕外省人,或沿路以台、日語盤問,毆打「阿山」,外省公教人員倉皇躲避,死傷上百,局勢全面失控,動盪混亂,難以收拾。省方駐軍不足,無法恢復秩序,於是,先是在台北市,由台灣本地仕紳和「半山」組成的「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」登場;接著,在獲得陳儀長官的接見與善意回應後,調查委員會在三月二日改組為官民合作的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(簡稱「處委會」)。

但是,正是這個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,卻成為悲劇的導火線。首先是各商會、工會、學生、政治團體,見到「處委會」能和官方平起平坐,於是紛紛謀求加入,所以「處委會」的代表人數激增,當中的派系和意見也愈來愈駁雜激烈,不但組織膨脹,設立二局八組,還在全省各縣市成立分會。三月七日,由省參議員、「處委會」宣傳組長王添?(1901-1947)起草「三十二條處理大綱」,沒想到會場上各方代表紛紛加碼,又另外提出「十項要求」,裡面包括「處委會」有權改組長官公署、撤銷警備司令部、以台人充任台灣駐軍,不參加中國內戰等,無一不觸犯當局的大忌。有學者認為,「處委會」已遭官方特務滲透,故意提出這類要求,以做為將來鎮壓口實。

至於官方的反應,並不是完全一致,比如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(1908-1997),在事件一開始就主張武力鎮壓,而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的角色則更受爭議。有種看法是,陳儀一開始時的善意退讓,實是緩兵之計,目的只是在等待援軍開到;另種說法則認為,陳儀在事件爆發之初,未必沒有和平解決的想法,因為台灣在他的治下,不到兩年就發生亂事,對他的仕途畢竟是沉重一擊。而根據屬於「CC系」的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(1896-1969)在幾年之後的追憶,認為陳儀:

素性顢頇,忽於事件之初馴擾如羊,橫逆之來,不形聲色。事件委員會以其弱而易欺也,益肆猖狂,得寸進尺,及至提及三十二條,亂罪已構,而國軍亦至,遂一反前之所為,大動殺機。

李翼中對於陳儀與「處委會」的評述,未必全都公允,但是陳儀在事件爆發之後,對長官公署在台的施政缺失毫無檢討之意,反而在向南京的報告裡,將事件描述成「共黨陰謀」所造成,則是不爭的事實。在三月六日呈給蔣中正的專函裡,陳儀更向中央請求,台灣至少需有「紀律嚴明、武器精良」之國軍兩師,才能維持秩序;必要時,並可派「大員來台協同辦理」。

這個時候,南京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,依據他軍政生涯的經驗,以及各方呈送的情報研判,認為台灣事件,「實有叛國及奪取政權之重大陰謀」。雖然他接到的情報裡,對於陳儀的施政有強烈的批評,蔣氏本人也在日記裡埋怨陳儀,認為他「事先不預為之防,事發又不實報,乃至勢成燎原,乃始求援,深致憤惋」,但蔣中正仍然決定,先派出軍隊到台灣恢復秩序,再應台灣仕紳的要求,進行改革。

三月八日深夜,奉命來台增援的整編第二十一師在基隆上岸,秩序很快就告恢復,但是恐怖的暴力鎮壓、濫捕濫殺隨即展開。如果說,「二二八事件」爆發前幾天,本省人毆打、追殺外省公教人員,是糾結著省籍和意識形態的各種情緒,那麼登陸增援的國軍部隊,同樣也存著報復的心態。雖然有若干部隊單位的紀律良好,與百姓相處堪稱平順,但是有更多的記載顯示,在三月八日到十七日這段時間裡,憲警、軍隊、要塞守備部隊不按法律程序,毫不遵照程序,甚至公報私仇,任意拘捕人民,暗中行刑處決。三月十日,「處委會」被強制解散,在官民交涉期間活躍的台灣精英首當其衝,立刻遭到捕殺。前面提到的王添?,在三月十日被帶走,從此一去不復返。王添?的兒子王政統,當時人不在台灣,他轉述家人的回憶:

三月十日,第一批來捉我父親的人,穿著私服,走進貴德街的茶行,就把父親捉走了。第二批來捉的人,是穿軍服的憲兵。來時,先是說「要捉王添?父子。」家人氣憤的說:「父親早被捉走了。」他們改口說:「那就捉兒子。」

和王添?為前後任《人民導報》社長,同時也是長官公署各局處裡惟一台籍副首長的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(1903-1947),也約在同一時間被捕。他的兒子宋洪濤回憶父親被帶走的那一幕:

我親眼看到兩個便衣拿著短槍,把我父親架出門外。外頭有黑色轎車接應,門外還站著兩個或四個人,父親被押上車,立刻被他們用黑布蒙上雙眼。

恐怖鎮壓株連廣泛,並不只是社會經濟地位高的本土精英遇難,基層百姓也同罹大劫。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報復濫殺,可以舉幾乎發生在同時(三月十一日)的「八堵火車站事件」為例。先是在三月一日時,八堵火車站發生本省民眾毆打外省軍人的情形;三月十一日,有軍車載來三、四十名士兵,「入站即射殺七人」,並將三月一日當天值勤的十一位員工全數帶走。這些人被載走之後,便一去不回,生不見人,死不見屍。

遭到株連殺害的人,生前固然都遭受到極大的折磨與痛苦;但是,他們的死亡,更留給活在世上的家人無窮無盡的煎熬與哀痛。被捕遇難者,大部分是男性,他們為人子,為人夫,為人父,對於祖國的管治,原先或抱持著參與的理想,或有不平之鳴,或甚至只是單純的盡忠職守,卻在鎮壓時期同成槍下亡魂。他們遇難遇害,對家屬心理造成的傷痛、恐懼和陰影,不但無法言喻,而且難以消解。家屬心中的悲痛怨恨,有如長期插進一把尖刀利刃,鮮血迸流,無法痊癒。前述「八堵火車站事件」裡,被帶走票務員周春賢的胞弟周秋金就如此說:

你們也許不能了解,發生這種事情,終我一生,我永遠無法原諒政府,永遠無法原諒國民黨。我大哥沒有做錯事,沒有任何犯法,他規規矩矩去上班,竟然在值勤時間被土匪兵在值勤地方抓走,從此下落不明,沒有起訴書,也沒有判決書。

二二八事件之後,我們家三餐不繼,母親以淚洗臉。小時候不懂事,看到母親早上哭,晚上也哭,很傷心,我在旁邊也跟著哭。母親怕我們發生危險,不准我們出門,她和大嫂兩個女人家整天出去找大哥的下落,一個是找兒子,一個是找丈夫,白天流著淚出門,晚上流著淚回家。其中的痛苦,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明白的。只要我有一口氣在,我就不能原諒國民黨。

這個時候,全台各地人心惶惶,謠言四起,風聲鶴唳,許多人音訊杳然,生死未卜。此時的台灣局面,誠如白先勇所言,「是個極端敏感躁動的時刻,任何錯,可能火上加油。」而就在這個時候,國防部長白崇禧負責來台宣慰、承擔起這個關鍵時刻的重要使命。
白崇禧奉命宣慰

白崇禧,字健生,清光緒十九年(一八九三)出生在廣西桂林南鄉山尾村,一個回民家庭。白崇禧是「新桂系」的第二號人物,以戰陣之上足智多謀,號稱「小諸葛」,又和李宗仁(1891-1969)、黃旭初(1892-1975)合稱「三傑」。白氏的軍政生涯,起於他以學生軍的身分,參與肇建民國的武昌起義。在保定軍校畢業之後,一路由基層軍官作起,民國十五年(一九二六),白崇禧以三十三歲的年紀,出任北伐軍副總參謀長,實際代行總參謀長職權,此後長期擔任蔣中正的最高軍事幕僚。除此之外,白崇禧還善於指揮大兵團作戰。北伐時,與李宗仁、何應欽等人齊心協力,在龍潭擊退「五省聯軍總司令」孫傳芳的反撲;八年對日抗戰前期,先是與李宗仁合作,締造「台兒莊大捷」,後來又統籌各軍,在崑崙關一役攻堅克敵,大獲全勝;後期,他則擔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。抗戰勝利之後,國共內戰硝煙又起,白氏奉命到東北督師,在第二次四平街會戰時,重創由林彪所指揮的「東北民主聯軍」,本來欲展開全面追擊,但受限於蔣中正三次停戰令而止。民國三十五年六月,白崇禧以軍事方面的崇隆聲望,出任國防部成立之後的第一任部長。

至於,白崇禧之所以會成為奉派到台灣宣慰的中央大員,則必須由他和蔣中正的關係、當時中國的局勢、以及蔣氏處理「二二八」事件的作法,三方面來解釋。蔣白兩人有多年的合作經驗,蔣中正對於白崇禧的能力和見識,也有十分清楚的認識、信任,可以部分授權,對蔣中正來說,很不容易。據齊錫生教授指出,以蔣氏凡事皆「事必躬親」的性格,能夠在四平街會戰時,放手讓白氏指揮其「黃埔嫡系」的精銳部隊,正是蔣尊重白的軍事才能、兩人能充分合作的最有力表示。但是,白崇禧具有桂系第二號人物的身分,因此在涉及政治考量時,就會成為蔣白關係的干擾因素,而兩人的關係,也終因民國三十七年(一九四八)白崇禧為李宗仁輔選副總統,而宣告破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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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語言
    • 中文繁體
    • 裝訂
    • 紙本平裝
    • ISBN
    • 9789571359137
    • 分級
    • 普通級
    • 頁數
    • 400
    • 商品規格
    • 25開15*21cm
    • 出版地
    • 台灣
    • 適讀年齡
    • 全齡適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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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• 級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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